杨光渝

　　获悉今年北大将举办王仁院士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对此表示无比的兴奋和自豪，借此表达对王仁老师的怀念与感恩之情。

　　“一个人生在世间，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才能、勤奋、机遇”。回顾我一生主要是机遇，其次是勤奋和才能。早在1964年秋，因高考落选，不久被录用并到兰州培训半年上岗，之后才知道我们将参加“三线建设”。

　　为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及周总理批示精神，尽快完成西南攀枝花地区的地震烈度确定，中国科学院批准成立地球所“西南工作站”，抽调中科院地球所有关科技人员，从昆明、重庆、兰州招收高中毕业生143人，再加上当年的大中专毕业生共计近300人，从1964年10月起，从选台展开展微震观测、相继开展历史地震调查、地震地质、地震小区划、人工地震深部探测及重力等工作，经过10个月的顽强拼搏，高效完成攀枝花烈度任务，及时提交报告。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实践证明，其结论正确，周边多次发生6—7级地震，对任务区未造成7度以上破坏。不久中国科学院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昆明地球物理研究所（负责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地震工作）。随后，1966年2月5日，云南东川6.5级地震、1968年四川炉霍6.7级地震，特别是1970年云南通海7.8级地震（造成15621人死亡）。通过对上述地震现场调查，对全体地震工作者产生极大的震撼和教育，从而担起地震预报的使命。

　　通海地震后，在周总理领导和部署下，国务院于1971年8月2日成立国家地震局，全国各省（市、区）纷纷成立地震机构，于是三分之二的地震科技人员回到家乡从事地震工作。据统计，多年来这300人中产生了三名院士（曾融生、滕吉文、陈运泰）以及几十名地震、地质、地震工程方面专家。其中有国内知名专家谢毓寿、梅世蓉等，在这十年中，我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和成长。特别是与上述专家共事学到有关业务本领、高尚品德和科学精神。

　　机遇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进入文化大革命后，由于高考改革，1970年起招收文化程度较高并单身，而1974年起可以招收已婚的，当时我已满28岁，并已婚，有二个孩子，当年我省地震局有四个名额，我认为机会来了，克服困难，决心去北大地震系深造。当时我们班共20人，从文化程度及工作资历来看，我是最高之一。在校期间从班主任到各科老师对我们特别关照，可根据情况而选学。然而在学校3年半的时间里，确相继发生1975年辽宁海城7.3级地震，1976年云南龙陵7.4、7.3级地震，特别是1976年唐山7.8级地震，北大地质系地震班的学生决不失去考察和学习锻炼的机会，经过几年地震业务学习和地震现场的锻炼，我更增强了热爱地震事业的信心和决心。下决心学成后回单位干一番事业。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王仁老师领导课题研究组，采用我国丰富的历史地震资料结合力学中弹塑性理论，首次采用有限元方法反演华北700多年以来发生过的14次7级以上大震，并给出唐山地震后的应力分布，并推测未来地震危险区作大胆尝试。这是王仁院士首次运用力学及地质相结合形成地球动力学尝试地震预报，在当时国内外产生极大影响。由于贡献突出，1980年王仁老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机遇又一次来临，王仁老师这项课题正好选择74级地震专业毕业班，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王仁老师从基础起，耐心指导我们从方法、数据，以计算机的操作，如何修改和调整等等，由于计算时间经常安排在半夜，近60岁的王仁老师带领我们克服困难，一直到课题结束，同学们普遍感受到王仁老师学识渊博外，对晚辈慈祥、平易近人，特别令我感动的是，王仁老师抽出时间，对我的毕业论文（华北地区有限单元法应力场计算及其与地震关系的初步分析）进行认真修改和补充，使我受益匪浅，终身难忘，对我开展相关工作打下了基础，至今40多年一直保留作纪念。

　　1978年春节我毕业回单位，做好充分的准备，我想这是大展宏图的时刻，没有想到回单位受到如此重视，从经费上给予大力的支持，不久南北地震带攻关任务下达，我的课题是我国西南以及云南地震力源数学模拟（该成果获得国家地震局攻关单项三等奖）。

　　从1978年至1985年期间，我采用王仁老师的方法和程序，并结合云南地震多发，地震资料比较丰富的实际，分别开展三方面探索工作。第一方面共两篇文章，“我国西南及其邻区强震活动与构造应力场探讨”“云南地震与应力场的初步研究”相继发表在《地震学报》,其中一篇模拟研究青藏高原的动力来源，另一篇是模拟云南地震序列，预测未来地震危险区；第二方面共两篇“用有限元方法计算通海地震断层参数”“鲜水河断裂带水平形变模拟及力学机制的探讨”，相继发表在《地球物理学报》；第三方面共两篇“中国及邻区现代构造应力场与强震迁移的探讨”“我国西南川滇强震活动与构造应力场的研究”，相继发表在《地震研究》，采取分步计算的办法。

　　另外，1985年中美地壳形变与地震学术讨论会选用《地球物理学报》二篇作大会交流，由于种种原因，我未参加，将有关论文翻译成英文送交大会。

　　值得一提的是，为参加1981年全国地球构造动力学术讨论会，我将上面第一方面两篇文章结合形成“我国西南及其邻区强震活动与构造应力场的探讨”在大会交流，当时地质所罗焕炎研究员向我提出问题，当场王仁老师主动全面作回答，对我30岁左右的青年人第一次大会交流十分感动，会下许多专家给予高度赞扬，王仁老师的人品和为我有这样的老师感到自豪。此外，在开展课题去北京计算或书信上，王仁老师给予指导和帮助，否则不可能这样顺利完成。其中该课题鉴定会上，也专程请我去说明。

　　“当代中国丛书”之一《当代中国地震事业》于1993年 出版，回顾总结地震科学事业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及展望未来。

　　在地震科研进展（地震发生的地质环境研究），关于地震力源的研究中，充分肯定模拟方法。“八十年代，应用高速电子计算机开展了数据量很大的构造应力场数学模拟，例如，用光弹模拟实验对华北地区和一些地震带的应力场进行研究，用二维非线限有限元法，三维有限元数值模等方法计算某些断裂和地区及全国更大范围应力场的分布和变化，以探讨复杂的地质体在不同边界条件下的应力场分布和变化，用有限元法和网格模型法研究应力场估计地震危险程度；使构造应力场的研究逐渐从定性研究阶段推向半定量研究阶段。

　　许多地震工作者对大陆地震力源进行推理和理论模拟计算等方面的初步研究，对中国大陆地震动力源有，一种认为边界侧向推挤说，认为中国大陆地震动力源与太平洋板块，菲律宾板块向大陆方向俯冲推挤，以及印度板块向北与中国碰撞有密切关系，分为单边界作用及双边界作用两种，前者主张印度板块向北与中国大陆碰撞产生的大陆应力场制约大陆的地震活动；后者认为印度板块和太平洋板块对中国的碰撞和推挤，共同决定了大陆的地震活动特征。

　　综上说明，我采用王仁老师的科学思路及方法对上述内容开展有意义的探索，并取得初步成效。为今后开展有关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治国理政的高度来部署和推动防震减灾工作，对防震减灾工作作出68次重要指示批示，将“防震减灾 造福人民”作为永恒的追求。今天，我们纪念王仁院士100周年诞辰之际，就是要发扬向王仁院士老一辈科学家的开创、求实的科学精神，为我国“十四五”规划及2035年远景目标的顺利实施，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信息：杨光渝，云南省地震局，2006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