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济安、王存诚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清华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系　　

　　今年是王仁先生诞辰100周年，让我们以崇敬的心情去追忆我们心中的王仁先生。我们与王先生有过一段接触，虽时间不长，但留下的印象却难以忘怀。

　　上世纪80年代，王仁先生为了探讨地震等地质现象发生的力学根源，正在研究多层弹性地球在重力、自转、潮汐力等内外力作用下的位移场和应力场问题。这是一个新奇而有趣的科学问题，由于邵济安的关系，王存诚对王仁先生的研究多少有点了解，恰好也对这些力学问题很感兴趣，因而有幸在这一新的学术思想形成过程中，得以向王仁先生请教和问难。当时王存诚似乎是对模型预测出的中纬度应力规律提出了某种质疑，具体情况现已无从记忆。但能与前辈专门学者平等讨论，已足以体会到王仁先生的创新思维与博大胸襟，也感觉到他是一位让人乐于亲近的可敬长者。他对邵济安的关怀和教诲，更让我夫妇非常感动。出于对他人品和学识的敬重，在王仁先生逝世后，王存诚写了一首悼诗，借以将感念之情永远保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敬挽地质力学前辈王仁先生　　2001
力学实辟新时代，物理数学两刃全。导引飞船巡宇宙，钻研大地溯根源。
抟泥李氏开先路，测震王公着后鞭。剑没坚岩谁撼动，仰瞻遗业慕前贤。

　　王存诚还保留了一幅王仁先生在清华校庆与西南联大时期老同学的合影（中间是梅祖彦，老校长梅贻琦的儿子），这是王先生晚年的一张珍贵照片，给我们留下了开心的笑容。

清华校庆期间王仁先生与老同学的合影

　　王仁先生在地质系工作的12年间（1971~1983），为力学与地质学的结合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仅从邵济安对下面三件“小事”的回忆，就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王仁先生贡献的价值，看到一个科学家优秀的素养和品质。

　　（1）1973年国家地震局委托王仁先生在河北省三河县举办面向全国地震系统的“数学力学学习班”。王仁先生和丁中一作为主讲教师，此外还聘请了刘瑞珣和我做助教，承担辅导、答疑和批改作业的任务，当然我们在课前需要有足够准备，学习王老师新编的教材《固体力学基础》，了解讲课内容，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特别是在判作业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我们可以面对面地聆听王老师深入浅出的讲解，然后我们会仿照着给学员做出尽可能详尽的解释。

　　学习班从7月办到12月，每两周我们可以回京一次。由于三河是贫困县，队上的伙食很差，主食以高粱米为主，这对于南方人来说，特别对承担讲课重任的王先生来说是件头疼的事，但他从不计较，望着他日趋消瘦的面孔，我们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晚上我常到外头去为大家买烤白薯当夜宵，这是唯一的伙食改善。

　　王先生对待学员的提问总是非常耐心，虚心，他多次对我们强调，学员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验丰富的地震工作者，要多向他们学习。有一次学习班组织游十三陵，为了更多地接触学员，王仁老师也参加了这次旅游，一路和大家亲切交谈，到景点许多学员争着和他合影。半年的学习班为地质与力学两个学科的结合创造了条件，也培养了地震学界一些骨干人才，这中间充分凝聚了王先生为科学事业的奉献精神。

　　（2）大概是1974年前后，当时学校已经恢复了比较正规的教学秩序，在中断了近十年的科研、教学之后，大家深感需要从国际前沿补充一些专业知识。这时全校兴起了一股英语学习的风气，因为文革前毕业的年轻教员大多第一外语是俄语，于是很多人都报名参加工会组织的英语学习班，一周几个晚上我们都集中在1教学英语。当时我们几位教员想到了同教研室的王仁先生，我们身边有那么好的老师，何不近水楼台先得月呢？没想到王仁老师非常痛快地答应了我们得请求，而且还一再谦虚地表示相互学习，后来我才知道，王仁老师一直在努力寻找力学和地质学结合的切入点，对他来说，这也是个好机会。我拿来了John G. Ramsay 1967年出版的书《Folding and fracturing of rocks》，从这天起，我们5位教员和王仁老师将每周三下午定为学习时间。每次大家按事先约定章节，分段翻译并口述，王老师就我们翻译中的英语问题逐一讲解，这种详细的剖析对我们帮助最大，同时我们也讨论有关的地质问题。正如王仁老师回忆文章中提到的：“使我对小构造有了较好的认识，也帮助他们掌握了许多小构造的力学分析方法”。当时有个别人泼冷水，说“王仁不是地质出身”、“国内地质问题还没搞完还学什么外语”等等。不过，这种种非议丝毫没有影响我们学习英语的热情，更没有动摇王仁老师作为一个科学家，立志要探索力学和地质学结合的决心。事实胜于雄辩，这段学习不但对我们教员个人的业务成长极为重要，对于王仁老师找到与地质学科结合的生长点，对迎接1978年即将到来的改革开放更为重要，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不是一些风言风语的极左思潮所能左右的。

　　（3）从72年复课以来，教研室分配我担任“地质力学”课程的教学任务。在备课中发现我面临着专业知识需要更新和补充，应力与应变的关系，平面变形与三维有限应变的关系，这些新概念已经出现在《Folding and fracturing of rocks》一书中，如今我再翻开这本半个世纪前的老书，在第五章“岩石有限应变的测量”中留下了淡淡的铅笔字，那正是王仁老师结合英语学习帮助我们选读的重要章节。从这一点看，正是王仁老师为我打下了进一步对三维有限应变研究的基础。Ramsay提出的三维有限应变测量是根据变形体三个相互正交截面中的二维应变参数来确定的。80年代初年我在王存诚帮助下，利用三个以上截面中的二维应变参数来提高三维有限应变测量的精度，编写并发表了我们的计算程序，在北京西山周口店等多处开展了实地的应变测量与分析。那时期上机计算需要到北阁的计算机中心，使用的是纸质穿孔计算机。记得一次半夜我上机时，看见王仁老师一闪而过的身影，当时他已经是年过六旬的老先生了，还亲自上机，使我受到感动和鞭策。

　　正是通过80年代初对京西有限应变的测量和研究，让我们把被“文革”耽误的研究追了回来。记得大约83年前后，Ramsay JG应邀来北大访问，在座谈会上，我汇报的题目是“京西灰峪向斜应变型式的初步分析”，引起Ramsay的关注，因为是他1967年首次系统介绍了有关应变测量和分析的原理和方法。会后应Ramsay要求，郑亚东和我等老师陪同他到西山进行了地质考察。之后我开设了高年级的“三维有限应变测量”专题课，也参与了教研室集体编写的《岩石有限应变测量及韧性剪切带》（1985）一书。回忆到这里，不能忘记王仁先生对我的直接帮助，更不能忘记王仁先生对推动地质与力学结合所作的贡献。

　　回忆是片段的，印象是深刻的，可以用四个字表述王仁先生留在我们心中的形象，那就是一个科学家的“真诚、正直”。